□ 吴春波

　　“戴帽子中学”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和特定历史的符号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镇江东乡几乎是村村（大队）办中学，即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甚至高中班，有点类似于给人戴了顶帽子，俗称“戴帽子中学”，它是当年东乡农村教育特有的现象，目的是为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难题。

　　在我的一生中，当过“戴帽子中学”的代课教师，经历了代课教师的辛酸苦辣，也尝过代课教师的甘甜。初中毕业二年后，一次的机缘巧合我再次步入校园，“成功”地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换，成了一名“戴帽子中学”初中部的代课教师。

　　1978年暑假结束后，红光学校（戴帽子中学）的一名初一语文教师生病，需要长时间休息，不能上课。教师扣生推荐我代教这位老师的课程，教初一一个班语文和初二一个班的政治。记得第一次上课是中学部负责人郑美义老师带我去的初一（2）班教室，并做了简短的介绍，听了我上的第一堂课（周立波长篇小说《暴风骤雨》中的一节《分马》）。

　　学生们对新来的小老师无所敬畏，因为有郑老师和其他领导在场，课堂纪律还算可以……从未有过教学经验的我有些胆怯，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了教师的责任与担当。说心里话，当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，确实有点紧张，这种压力不是在知识层面，而是在于心态。因为年纪轻轻的我，从来没上讲台抛头露面过，在众目睽睽，尤其是在有学校领导和老师随堂听课的情况下，更是感到忐忑不安，汗流满面，很不是滋味。

　　我叫了一声“上课”！班长的一声“起立”！发现大部分学生和我都差不多高，年龄可能也就相差三五岁，但面对着几十双渴求知识的眼睛，我瞬间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责任……郑老师给我指出：面对学生讲话，要声音洪亮，一边板书一边讲解时，学生是听不清的。要打有准备之仗，备课一定要认真下功夫。肚中有货，方能为师。我有一瓢，学生只能汲取一滴；我有一缸，学生可以汲取一瓢。

　　为了尽职尽责当好代课老师，我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为学生补习功课，在课堂认真地上好每节课。对比较调皮又影响课堂纪律的学生，严肃地批评指正。班上有个学生，瘦高个子，其兄妹多，家里负担重，家长也疏于调教，常惹是生非，上课时不用心听讲，常做怪动作影响别人，放学排队时也常动手动脚搞乱队形。对这种顽劣且屡教不改者，批评教育不听，被逼无奈，有时忍不住釆取不显山不露水的手段，攥着他的手稍用力，使他痛得咧开嘴。这种变相惩治的手法虽然不光彩，但每当这个学生又犯错时，我向他走去，他便收敛了。

　　那时我们代课教师大多是边学边教，拿着很低的报酬，从事着和公办教师一样甚至更重的教学任务。我从一名刚毕业不久的初中学生转变为一位初中教师，内心有一种新奇感和自豪感。新奇就是能带领学生去探求更多的未知，思考如何让学生喜欢上自己的课；自豪就是自己终于可以为人师表了。我接手的这个初一年级（2）班有五十多名学生，这些农村孩子自然率真，也有一些顽皮。为了帮助他们健康成长，我先从了解他们的个性入手，对他们因人而异展开教育，首先唤醒他们内心的求知欲和对我的认同感；然后采取灵活多变的教法，抓住语文课中的文学本质，引导学生拓展延伸，让学生喜欢上自己的课，能将学习语文当成乐趣。

　　在代课的日子里，我收获了宝贵的教学经验。通过与不同性格、不同学习水平的孩子们相处，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人沟通、解决问题，使我变得更加从容和自信。同时，我也明白了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，更是引导孩子们发现自己的潜能，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　　一年的时间不长，但工作初始的那份记忆永远抹不去。时光虽然短暂，但却影响了我一生的成长和追求。感谢那段代课的经历，让我懂得了教育的真谛和成长的价值。回忆起那段代课的经历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暖与感慨。时光荏苒，看着学生们一天天长大，我深感自己的工作是多么有意义。他们的成长与收获，成为我最大的骄傲和幸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