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华 翔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逢元旦，大大小小不少媒体都会写上一篇新年献词。今年亦如是。满眼美文美篇中，突发奇想，元旦这一天抑或新年，那些名人名家们又会想什么？写什么？别说，搜了一搜，还真不少。纵然时光荏苒，有些文章、有些思想，仍值得今天的我们再阅读、再回味。
整整100年前，1925年1月1日，鲁迅写下题为《希望》的短文。这是鲁迅的名篇之一， 开篇读来就是惊心动魄：“我的心分外地寂寞。然而我的心很平安；没有爱憎，没有哀乐，也没有颜色和声音……”曾有评，这是这位“倔强的过客”在“绝望的抗战”中的自白。文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便是：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！”而鲁迅自己在《野草》英文译本序中说：“因为惊异于青年的消沉，作《希望》。”希望何在，鲁迅在其《随感录四十一》中有言：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。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就令萤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”这些话，纵是今日，纵然我们已非青年，亦当共勉。
18年后，1943年1月1日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写下了《过年、过日子与过渡心理》。那时的中国，尚困于战乱之中。或许正是因此，文章开篇即问：“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既不痛痛快快地活，却又不爽爽快快地死，不生不死地蛰伏着有什么意思？”而在新年的日子，当耳边听到大家在说“过年”时，费孝通“才恍然领悟了我们古老文化中沉痼似地积着个牢不可拔的‘过渡心理’”。今日的中国，已经丰裕富强，但扪心自问，文中所说的“过日子”“过渡心理”“被动承受”的心态却依然在我们行为处事的逻辑底层、灵魂深处屡有回响。也所以，文章的结束语，于今日的我们，仍当是黄钟大吕——“春雷终究是要动的，春光终究是要来的，但是春来了还是要去的，除非我们能创造我们的春天，这春天才是自己的，才是可以留恋的，才是可以保留得住的。‘不能痛痛快快地活，不如爽爽快快地死’！哪一天中国人能了解了这一句话，他才能在这世界上做自己的主人。这时候我们的欢宴将不在除夕，而在元旦。朋友！生命不应叫岁月来消磨，是要我们去消受的呀。我们错失了这稀有的机会，哪里可以再求，快乐即使有代价，这代价也是值得付的，何况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本钱。”
亦有现代名家。王小波曾写过两篇《写给新的一年》（分别写于1996年、1997年年初）。其1996年的《写给新的一年》中，有着这样的文字：“一味地勇猛精进，不见得就有造就；相反，在平淡中冷静思索，倒更能解决问题。”“夸大狂和自恋都不能带来幸福，与此相反，它正是不幸的源泉。我们希望能远离偏执，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取幸福。”“假如在社会生活里再多一些理性的态度，再多一些公正和宽容，那就更好了。”1996年，计算机已然大行其道，但互联网尚未全然成型。但王小波的这些话，却依然可以送给今天被互联网不断影响的我们。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、文化分割现象，特别是算法推送，让我们越来越长期处在一个小圈子里社交、长期接受同频信息的轰炸，在同一类环境、同一种模式、同一个价值认同下持续强化。于是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不再关心“复杂的事物、丰富的情感和百态人生”；在潜移默化中，我们逐渐“部落化”，与人交流只基于情绪的共鸣，辨事讨论更多是情绪的宣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其实是越发需要“再多一些理性的态度，再多一些公正和宽容”，越发需要“远离偏执”，远离“夸大狂和自恋”，“在平淡中冷静思索”。
还有王朔。他的文字，往往都是，乍读，很像一碗毒鸡汤，充满颓废，但细味，正能量却隐藏其中。2018年末与2019年开年，他各写了一篇短文，皆名《像猪而生》。年末文章中有言：“人生的意义也许只在于人心，你觉得什么有意义什么就有意义，乔布斯要改变世界，沃茨尼亚克觉得自己过得也不错；基督爱与和平，佛祖四大皆空，老子道法自然，谁更有意义……所以追问有没有意义是件无趣的事，只要问你愿意不愿意就足够了。”开年文章中则说：“不用羡慕别人的幸福，朋友圈再光鲜亮丽的人，也有手机没电的时候。我们要做的是让自己的电量长一点，再长一点，长到有一天能坦然地发一条信息：我很好。”
且以迟子建的《我的2001》中的话结尾吧——日子其实都是陈旧的，只有当人把它赋予新意的时候，它才是特别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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