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咏作《京口救生会叙》（扬州漆器匾）

　　□ 张峥嵘

　　“执法如山”比喻执行法律极其严厉坚决。在中国古代，出现纠纷诉讼时，民众往往会祈盼一位“青天大老爷”主持公道，以公平正义的立场和准则来审理案件。大量话本戏剧、文学小说等文学艺术作品和史料记载正反映了民众这种心理。中国古代关于“执法如山”的法律规定，虽然本质上是一种帝王之法，通过对民众的行为规范来维护帝王统治，但法律的严格实行，也避免了官府随意侵犯民众权益的风险。清代丹徒县令冯咏就是一位“执法如山”的典范。

　　镇江清代有一位文人叫鲍鼎，他在《镇江旗营始末》中，曾记述一件满旗人无故杀害汉人的事件：清朝初期，按照丹徒县（今镇江）的法律规定，如果旗人杀了汉人，仅仅将凶犯囚于大观楼（现今的西门城楼）之上示众，既不抵命，亦不办罪。封建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，使驻镇旗民暴戾之气陡增，惩善扬恶更助长了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贪婪之心，社会上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。

　　冯咏于雍正二年（1724）以庶吉士出任丹徒县令。通过一件杀人案的审判，使旗人杀人偿命成为法律。

　　1725年，丹徒(镇江)县城发生了一件震惊社会的命案。丹徒县内有一座范姓花园，紧邻旗营的协领衙门。有一天，范的女儿进入花园摘花，恰巧清军的某协领站在楼上，隔着花园看到了女子，觊觎其美色,于是跳过墙头强奸其女，女子极力反抗,协领恼羞成怒，将女子杀害于现场。

　　女儿的父亲悲痛万分，写下状纸投诉于冯咏。冯咏命其不必张扬，可将家属远迁他处，其亲戚也要远避家乡故里。为了麻痹凶犯，冯咏将此案件压着不办。过了数日，冯咏发下请柬，邀请该协领来衙门赴宴，并预先在宴席旁埋伏刀斧手。等到协领到达宴席时，冯咏乃将范的告状文书递给协领，并询问事件过程，该协领依仗权势与满族特权，认为一个小小的知县，其奈我何？因此没有任何顾虑，承认该女子之死，是自己所为。

　　冯咏说：“你既然承认杀人!敢不敢在供状上画押？”协领猖狂至极，毫不犹豫举笔画押。等他一放下笔时，埋伏在周围的刀斧手立即围了上来，协领起身反抗，遂被乱刀斩之。

　　原来当协领到达宴会厅时，冯咏即令将大门关上，他的随从也被安排在大厅外侧厢房，衙役茶水招待。因此当事发时，该协领没有援手，只能束手待毙。杀掉协领后，冯咏立即带上县印及协领亲笔画押的供词赶往苏州，向他的上级江苏巡抚呈报案件的来龙去脉，并说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江苏巡抚立刻上奏章给朝廷，奏章中力言冯咏做事鲁莽，而无一语责怪协领的罪恶，然而，协领的恶行，冯县令的善举，已在纸上一目了然。

　　雍正皇帝审阅了奏章后大怒，下旨称：“没有想到我们满族旗人猖狂至此，无法无天，今后如有杀人案例，按此律严办，不可稍宽。”并传谕给江苏巡抚，命令冯咏官复原职，走马上任。而且命令冯咏兼管八旗事务，严惩不法之徒。丹徒县城社会治安一度好转，旗人敲诈勒索案件呈下降趋势。

　　当冯咏离任丹徒，赴任苏州时，丹徒部分旗民怨恨、暴戾之气立发，率众将范园及丹徒县署捣毁，以泄私愤。到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，冯咏当时嘱咐范某远避他乡，并叮嘱其亲戚远避家乡故里的缘故，因为冯咏早就料到会遭到报复。

　　据《光绪丹徒县志·名宦》记载：冯咏，字夔扬，江西金溪人。其性格刚正，作风廉洁，贪官污吏非常忌惮,但受到广大百姓欢迎和爱戴。冯咏在丹徒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所做的善政不可枚举。例如赈灾抚恤、广办学校、在黄花亭建造驿站；加强军备，设立东西炮台；提倡义学，普及教育；建立义仓，防患于灾荒之年；为无主倒毙街头的贫苦百姓建立义冢(坟)等。对于广大百姓力不能及的河工工程，冯咏总是给上级详情申诉，请求免役或宽限工期。镇江创办的育婴堂、救生会等诸多善举，冯咏皆尽力而为，给予大力支持。

　　西津渡北对瓜洲，是南北运输交通的重要渡口。而西津渡江面，每遇疾风卷水，黑浪如山，樯倾楫摧，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，为过江安全，在西津渡设立救生机构就成为了一件大事。从宋代开始，那些有远见的历代镇江的最高行政长官，都对救生机构“救生会”十分重视，冯咏也不例外。他把救生作为头等大事，经常在大风天气，亲自乘坐救助红船巡江，对救生会给予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。并亲自写下《京口救生会叙》，为救生会的义举留下宝贵的资料。

　　丹徒沿江的农田，因水流作用，造成大量的田地坍塌，冯咏上表给朝廷，免除了二万二千七百余两的租税，当地村民为感谢冯咏的恩德，将此地改叫“冯家村”。冯咏也非常关心农事，在刘巷、薛村垦荒一千七百六十余亩农田，这些事迹皆有碑记记载。

　　后来，冯咏被罢官后，全家生活非常清苦，日子过得简朴，没有住所，只得返回丹徒县，寄居城隍庙内的帝君书院。冯咏去世后，广大士民有感于他的政绩，纷纷出资，帮助操办丧事。剩下的余资，广大百姓建屋三楹，取名为“桐村书院”，在屋内立木主冯咏的牌位，四时祭扫祀之。清嘉庆丹徒县志曾记载：冯咏公去世后，广大人民思念不止，即于桐村书院置冯咏像，设立祠堂来纪念，不知情的人以为此处是县城隍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