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两起地方政府的公文抄袭事件引发舆论关注。山西某地的一篇领导调研稿，竟和当地某单位的另一篇领导调研稿高度雷同，全文约390字中竟有超过320字相同。而广西某县的森林防火规划中，关于水文数据描述与500公里外的另一县介绍文本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照搬了当地根本不存在的乡镇名称。
别让糊弄学消解公文的实用性
戴香语
从领导讲话稿、调研稿的大量雷同，到文件材料和宣传标语中的地名直接“穿越”，公文抄袭成风，不仅让公众看到工作态度的敷衍，更消解了公文的实用效能。
公文不是例行完成的形式作业，而是公共政策与利益的载体，实用性是其天然属性——要让执行者看懂、让受益者明了、让问题有解。比如，调研类公文的核心在于摸清当地实情，找准问题、给出办法；《防汛应急预案》的重点是明确暴雨红色预警时谁来转移群众、转移到何处。这些内容无需辞藻华丽，甚至可以借鉴规范、成熟的表述，但要紧扣实际问题，回应群众关切。反之，当“糊弄学”成为公文写作的潜规则，抄袭拼凑、套话连篇替代了实地调研、具体分析，公文便从治理工具沦为纸上空文，一不小心就闹出笑话。
诚如网友所言：要问责的不是抄袭，是糊弄。糊弄者常以“时间紧、任务重”为借口，套用模板走捷径，一抄了之。然而，某地防火规划复制粘贴外地的水文数据、神木市抄袭“爱我长沙”作为本地标语，暴露的岂是粗心？分明是对实用性的无视。若连本地地名、实际数据都懒得核对，又谈何精准施策？
另一个常用借口是“规避风险”：照搬照抄虽无亮点，却能保证不犯错；而原创性表述若与上级精神稍有偏差，则可能引来问责，于是选择躺平式写作。这种思维的危害性在于，固化“向上负责而非向下服务”的导向，助长形式主义，也影响治理能力的提升。长此以往，将是创新能力和思想活力的下降。
拒绝糊弄学，不是否定合理借鉴、苛求原创性，而是要守住实用底线。有人辩解道：“公文格式固定，难免互相借鉴。”需要厘清的是，合理借鉴是参考成熟的框架或结构，但内容必须填充本地数据、具体案例和针对性措施；糊弄是直接套用，连地名和数据这些关键信息都懒得修改。前者是为了提高效率、保证规范性，后者就是偷懒和应付了。
公文的重量不在于篇幅多长、格式多完美，而在于是否实用；群众失望的不是文字重复，而是公共事务被敷衍。整治抄袭的最终目的，是让公文回归解决问题的本质，这既需要基层干部“自疗”，也需要上级部门把好关，让糊弄式公文无处遁形。
公文抄袭的“果”离不开形式主义的“因”
辛文
公文抄袭，是典型的“懒政表现”，必须当头棒喝。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，公文抄袭的背后，也隐藏着基层的无奈，有基层对“形式主义”无声抗议的影子。如果只把公文抄袭的板子打在执笔者身上，恐怕难以触及问题的症结。
有基层干部向媒体描述了“被逼抄袭”的四种情况：一是实际工作成效不彰，但领导要求“写得精彩”，只能将别处的经验嫁接而来；二是跟着领导下基层调研，搞形式、走过场，但还要求写出高质量的调研报告；三是有的上级通知刚刚下发，工作尚未开展，立马就得报进展；四是有的地方过度重视材料，将抓落实简单等同于“发文件”，用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。很多文件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应付上级或检查而写。
这四种情况，归根到底就是形式主义在作祟。基层干部时间紧迫、分身乏术，为了完成任务、应付考核，疲于包装材料、堆砌数据，陷入“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”的恶性循环。不合理的材料考核要求，助长了抄袭之风。因此，治理公文抄袭这一沉疴，必须深挖根源、精准纠治。
说到底，破除公文抄袭的沉疴，关键在于杜绝形式主义，让公文回归实事求是、解决问题的本源。中办、国办近日印发的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明确要求，切实精简文件，严控文件数量，严格控制临时性、配套类、分工类发文。同时要求加强日常动态监测，防止以“红头”变“白头”、正式改便笺、多文合一等方式规避发文数量管理。这些要求旨在坚决破除形式主义，大幅减少文山会海，扭转考核机制中“干得好不如写得好、报得快”的错误倾向，让干部将更多精力投到实实在在的工作中去。
只有形式主义的“因”被挖出来，才会少结、乃至根除公文抄袭的“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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